梅娘：往事

┃Personal History

往事

© 梅娘／文

梅娘

　　东厢房邻居家的小兰子，急煎煎地跑进我的陋室，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说：“大街上来了一卡车的兵，把车停在咱们的胡同口，人朝着咱们院来了！”文化大革命兴起以来，不断有干部、军人来我家进行革命调查，孩子们都明悉他们是冲谁而来的。以往，一般是两三位，最多四位，一下子来了一卡车，真真是非同小可。我虽然忐忑，却也无计可施。躲是躲不开的，躲了初一还有十五；再说，我也无处可躲，我这戴着“特嫌”帽子的右派，躲到谁家去都会给人家招灾惹祸，我没有权利那样做。跑，更是休想，一是没有跑的钱财，二是专政的革命群众，便是我的天罗地网，只要一出街门，到处都是盯视你的眼睛，盯得你走路都不自在：哪怕是去胡同口的小合作社买把盐，若凑巧碰上一位根红苗正又爱突出自己的红五类，甩过两句响当当的最高指示来，就能噎得你连舌头都不会打转儿。伟大领袖创造的这项群众专政，真正是威力无比。那些手捧红宝书、虔诚膜拜领袖的大小人等，牵着一根红线，那便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的弦。顶端是中央文革，一层、一层、又一层垂直下来，直到最下一层——掌握庶民行止坐卧的派出所管片民警，和由民警指挥操纵的革命居民委员会。
　　有人推开一向半掩着的街门进院来了，那响动，绝不止一二个人，最少也得有七八个，且有人上到房上去了，没看见架梯子，或是飞身而上的吧！我听见小兰子的妹妹，那个四岁的小宝珠在东厢房里惊呼：“妈，有人上了北房，妈……”可能孩子的嘴巴被大嫂给捂着了，只留下语音未竟的童声在空气中打着回旋。
　　我租住的这个三合院，是市房地产管理局没收的一个一贯道坛主的逆产私宅。可能是为了显示神道的威严吧，北房高出一般的北房很多，南面没设配房，而是以精致的砖刻影壁作为遮拦。影壁上刻的是王母娘娘的琼台仙景，配以百鸟朝凤的街门门斗、门楣，实实地可以观赏半天。红卫兵破“四旧”，用水泥把影壁涂了个混沌一色灰，红漆朱门也涂得说青不青、说红不红，门斗、门楣砸得东塌西瘫，蹲在门口的两个金麒麟神兽也被砸掉了脑袋。尽管如此，这院落和配房还是非同一般。能一眨眼就跨上了如此高耸的房脊，可真真的是真功夫。上房去，难道是为了查清这院子有没有与外界联结的空中通道吗？在已经使用无线遥控信息的今时，这行动只是昭示了来人的科盲水平罢了。不对！我忽然悟出：这是出自恫吓的构想，是挟枪杆子的镇压威慑。军队里有的是高人，平平常常的飞檐走壁，岂在话下！调上他一排人，一连人，甚至一营人，小事一桩，革命需要么！
　　进院的人，整然行着没有口令的队列，且有人用铁器敲击着地面铺着的方砖，宛如探索地雷一般。更有人猛然推开我的房门，迅雷不及掩耳，挤压得我连喘口长气的余裕也没有了。
　　我正在做手工，那是我赖以活命的惟一方式。据说，是革命居委会主任吕大妈向管片民警说了几卡车几卡车的好话，才上下一致同意，给了我这条生活出路，允许我随着居委会的手工组做绣活。当我被劳动教养所释放回家、转归街道居委会监督劳动之时，是连跻身这个靠纤纤十指挣工钱的手工组都不够资格的：因为手工组的人都是红五类。大革命兴起之前，阶级斗争的弦没有绷得那么紧时，手工组组长常常叫我去帮助核对领活计发活计的会计账目，因为她看那洋式的会计账就发怵。有些组员也不时叫我帮助看看自己的工分账是不是记得清楚。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很自然地产生了姐姐长妹妹短的邻里情谊，且有几个大姐要我帮忙给她们上中学的子女补习功课，使我无可奈何的处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也为我能进手工组做针线垫了底儿。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红五类为了自保，不再跟我搭讪。那个跟我走得挺近乎的治安保卫组长董金娥，还当着管片民警的面，扇了她那十四岁的儿子两个嘴巴。因为那少年叫惯了嘴，无意中又叫了我老师，没有跟我划清阶级界限。
　　居委会主任吕大妈，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是为外贸出口加工的绣衣厂的退休工人。能说会道，为居民谋划福利，调解邻里间的纠纷龃龉，很有些威望。大革命之前，地区搞清洁评比，搞拥军优属，接待参观，等等，常常需要美化胡同墙上那几块用煤烟刷好的墙报，吕大妈便把这份义务工派给了我。她说：遵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这叫“人尽其才”。五颜六色的彩粉笔装饰了升平，也为我赢得了吕大妈的好感。每逢地区上级当众夸奖我们胡同的墙报搞得好时，吕大妈扬扬得意，不无炫耀地说：“这是个右派画的，这个人，改造得还可以。”
　　我改造得还可以，这是吕大妈的政绩，更是我的平安。就是这位居委会主任，在红卫兵小将勒令我搬出工作时租住的大北房时，她以管片内无空房、一时难以解决为由把事情拖了下来。她令我退居暗间，把两个明间退给房管局。用明间做了手工组放活发活的办公点，她说这样做是为了更方便监视我这个阶级敌人。暗中却使我免去了流落街头、连个栖身之地也没有的窘境；更实惠的是，我还可以只交暗间的房租。
　　我们胡同的管片民警，自从我划归他管之后，总是用种难以捉摸的目光看我。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妹妹跟我学日文，我通过居委会的治安保卫组长向他呈交思想汇报。这是派出所指定，一月一份，非交不可的。我那金戈铁马狠批自己风花雪月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汇报他从未批退给我，也从未对我改造得好与不好表态。我摸不清我的这位监督之神怎样看视于我，一见他就由不得心里发怵。日久天长，渐渐从心理上解脱了自己。他和教养所里负责改造我们的干事一样，要的就是踩在你头上的威严。
　　手工组承接了一批带原样图的外贸加工定活之后，因为原图只有简单的英文说明，起针顺线的工艺流程标的是A、B、C、D。这就难坏了做活的人。她们怎么也看不明白那些圆套三角、四边形又内接圆的几何图形该从哪里起针，又是怎样换线顺线。手工组长跟吕大妈商定，把这个难题推给了我，要我按比例放大，并把A、B、C、D改注为1、2、3、4。这就需要一张桌面光滑的桌子，家里原有的书桌、方桌，我教养期间都被儿子换饭吃了。每逢来图，我只能卷起铺盖，就着床板，半跪着在地下动笔。这当然画得很慢，做活的人等不及就去向吕大妈诉苦，说抓革命促生产，无论如何也要给手工组解决一张桌子才好。
　　又是吕大妈向管片民警说了几卡车几卡车的好话，民警同意在他管片内被红卫兵破“四旧”砸烂的“封建家具”中，挑出一张凑合的桌子给手工组用。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东厢房的邻居郑大哥和他的儿子——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副大队长郑庆海。郑大哥是新华印刷厂的老排字工，肚里很有几瓶墨水。文化大革命之前，他愿意和我侃侃周幽王为宠褒姒毁了国家、梁山泊众好汉算不算替天行道等等。大革命兴起之后，新华厂奉命承印红宝书，他便打发小兰子今天送给我一本正楷的红宝书，明天又送给我一本宋体的红宝书，更给了我一本译成日文的最新“最高指示”。我向他道谢，他说：“宝书多几本好，多了就证明你学习积极。”这爷儿俩都是毫无瑕疵的红五类，他俩在那些缺胳臂少腿的砸烂家具中选中了一张柞木的大号八仙桌，只是四角上翘起的凤头被砸掉了，桌面并没毁伤。
　　这是一出人情连环套：民警是急群众所需，是爱民行动。郑大哥是为居民委员会办事，是组织指派。小海子更是责无旁贷，以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副大队长的身份，查查这挪用公物的行事中，有没有人玩了猫儿腻。这出连环套，唱得堂堂正正，却真真正正为我这个“黑五类”解决了实际困难，我再也不用为画图，单腿下跪，佝背折腰了。
　　不过这八仙桌，也使我形象毕露，因为它略高过窗台，只要我往桌前一坐，我的一举一动便尽入来人眼中，什么小动作，一概纤毫毕现。
　　我坐在桌前，拈着那发丝般纤细的绣花针，不想有半点儿鬼魅，只想多缝一针是一针，这是明天必交的活计啊！
　　进屋的是四个人，一色的蓝色海军军服，没有领章，领角上曾缀过领章的晒痕清晰可见，甚至还有拆下领章时遗留的红线头。我不由得起了疑问：分明是现役军人，为什么要这样藏头露尾呢？难道是怕我这个政治上的死囚会制造出损害军人形象的事吗？
　　是一次不好以军人面貌出现的非正规行动吧？大革命已经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莫不是军中的一派为了整另一派，想在我这个已经查得五脏六腑昭然的右派身上再探出点可资利用的实货吗？我搜索枯肠，怎样也想不出是哪位新知旧友与海军有了纠结。
　　四个人中的第三位，显然是位首长，紧随在他身后的那位，也许不是有意，无声地按了按腰际，腰际稍有凸出，嘿！还带着家伙呢。
　　出于习惯上的礼貌，我站了起来。
　　首长向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坐下，他落座在我对面的木椅上。
　　我坐好，穿针引线，眼睛落到了图纸上。
　　骤雨欲来、狂飙突扬前的一刹那宁静。
　　“做的是手工活吗？”首长发问了。
　　“嗯！”
　　“还能维持吧！”首先表示体恤下情。
　　“连烧饭的煤球都买不起！”我把冒到嘴边上的这句话咽了回去。
　　“这种手工活是很辛苦的，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做这个……”
　　首长很可能意识到：这种言不由衷的话对我这样的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来说，不会有好效果，话没说完，就收回了。
　　沉默。
　　依然是首长开口了，他十分平稳，十分严肃，一句、一句，掂量好分量才说了出来。
　　“今天，你必须合作，讲真格的！”
　　套话来了，什么叫合作？什么是真格的？从1952年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起，我就披肝沥胆，把如何为实现强国富民的民族理想，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男女平等的人间世，舍弃优裕生活投入理想的种种努力，点点滴滴如实奉告组织。一次接一次的运动、审查，使我明白了：我是命定的反革命。现实嘲笑着我的理想，时间揶揄着我的良知。什么是真格的？运动中只有斗争、争斗。
　　我抬头瞧了首长一眼，瞧了瞧在他身后一字排开的三位护法金刚，依然拈起彩线穿针。
　　我的平静，使首长露出一丝不耐，半晌，他说：
　　“不要故作镇静了，共产党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既然来找你，肯定有问题，你必须放明白！”
　　我很明白，只能无言，这是又一场无从躲避的灾难。抬头，目光所及之处的横幅，正在凝望着我，“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是父亲给我的人世箴言。上书十二字箴言的那方已经泛黄的细绢，无论顺境与逆境，一直伴随着我，今天，又是一个遭受磨难的时空。父亲：我怎么办？
　　无言的对峙。
　　首长急于打破僵局。他侧头向窗外一瞥，步履整然的踏砖声应时而起，院中的大队军人向我的住房包抄过来。房顶上响起了撬瓦的闷响，震得纸糊的顶棚簌簌轻颤，一只受了惊的小蜘蛛飘然而落。我明白，这是要把我的“特嫌”升格，定为“特工”的特别行动。又一次精神酷刑。我心灰气促，口干舌燥，一切语言都从思维中遁走。
　　血液淤积心头，胸腔胀得吐不出气来。
　　可是，我没有号哭的权利。没有。说一句悖逆的话，将会招致更加难堪的窘境。幸亏今天面对的不是激情满怀的红卫兵小将，而是恪守文攻武卫的军人。如果他们奉行旗手的指示，文攻之后继之以武卫呢？我真真的是不知所措了。
　　首长开口了，开门见山，直捣核心：
　　“说说你和王卓的关系！”
　　谁是王卓？王卓是谁？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无论是工作中、私交里，我都没有和姓王名卓的人打过交道，就是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也未尝有人向我提起过王卓。
　　“我不知道什么王卓。”
　　“早就料到你不会说实话，看看，竟连王卓是谁也说不知道，推得好干净。”
　　我不分辩，也无法分辩，谁知道怎么又从冥冥九天掉下了个王卓，用革命的话来说，他可是隐藏得太深了。
　　“提醒你一点，他是你老师的外甥。大汉奸、伪‘满洲国’内务大臣臧式毅的千金不是你的老师吗？”
　　“臧瑞兰是我吉林女中的老师！”
　　“你高中毕业以后，去日本留学之前，也就是1937年，好几次去臧公馆串门，你干什么去了？”
　　“我去看望老师。”
　　“你没在臧家看到过王卓？”
　　“我不知道王卓是谁，臧老师也没跟我说过她外甥的事。”
　　“你以为你能推得干净吗？你好好想想，连你几次上臧家串门这样的平常事，政府都了如指掌，更别说重要的事了，隐瞒，是瞒不了的。”
　　“我没隐瞒。”
　　“你明白就好！痛痛快快地把你和王卓的关系亮出来吧！”
　　“我确实不知道王卓是谁。”
　　“你是个明白人，不要顽固到底，自绝于人民。我们执行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为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你现在这种一问三不知的态度，足够给你定性判刑。以往，只定你右派送去教养，是处分得太轻了，你不要不知好歹！”
　　这又是套话。眼前这非同小可的阵仗，是不是仍用沉默就能抗得过去，我心里没底，身上沁出冷汗，手掌湿得连绣花针都捏不牢了。
　　首长敲了敲桌子，和缓地说：“再提示你一点，王卓就是叶兵，混入解放区后正式更名王卓。顺便告诉你，王是你老师臧瑞兰的姐姐臧瑞芬的夫家本姓。王卓好大胆，一进解放区便亮出了他那大地主的真名实姓，明显地是要和贫下中农斗法，与人民为敌到底。”
　　叶兵的形象翩然而至。他在沈阳借助豪门掩护救助抗日联军的故事被人们传说得绘声绘色，他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苦读铁路管理专业的往事也曾在留学生中不胫而走。当他被日本特工追得潜来北京时，是丈夫的好友刘廉介绍他跟丈夫相识，他和丈夫相见恨晚的一片至诚曾深深地打动过我。他从来没向我们炫耀过他那做高官的外祖父臧式毅。我相信，王卓一进解放区就使用真名，他一定是出自种信仰上的安定感，他可能以为：他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干革命了。
　　我下意识地吁了一口长气，分不清是因为知道了叶兵的下落，还是为了王卓谜底的揭开。参加工作以后，翻阅往事时常常想及叶兵，为他的毫无消息而嗟叹，他来我家的时候，只和丈夫对弈倾谈，对我似乎保留着男女有别的习惯观念，我并不十分熟悉他。
　　我注意到院中的人墙又逼近了一步，窗玻璃上的阳光都遮没了。
　　首长用手中的铅笔敲了敲桌子，他那摊开的笔记本上，尚没有记下一个字。
　　“王卓是怎样到解放区去的，他是怎样通过战争的中间地带的？就是那个杂牌军军阀张岚峰霸占的地段。”
　　“是我丈夫给张岚峰写了封信。”
　　“噢？”
　　首长这一声，吓得我赶紧接了一句：“这件事，审查我时，我已向政府交代过了。”
　　“看看你们联络的这些人，不是大汉奸，就是大土匪军阀，全是祸国殃民的大坏蛋。你丈夫连张岚峰的关节都不在话下，他能干得出好事吗？”
　　我想说：“世事若是都这么简单，革命也就不会这么艰难了。”这句话在嘴边嚅动了半天，仍然咽了下去。
　　“你丈夫指派王卓到解放区干什么去了？”
　　“叶兵自己要去……”
　　“是王卓，不是什么叶兵。”首长的声音严厉起来。
　　“叶兵自己要去投身革命。丈夫只不过助了他一臂之力。”我说溜了嘴，仍然说的是叶兵。
　　“叶兵？真的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愿为革命做一名小兵！就凭你们这号吃剥削饭的，能舍弃荣华富贵为革命吃苦吗？别打扮自己了，说实话！说真格的！”
　　我无言。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王卓进入解放区后混进军队，又从陆军转入了新建的海军。组织上被他的伪装积极所蒙蔽，很重用他，是个负责的干部，曾经是个负责的干部。”
　　首长在“曾经”一词上，加重了语气。
　　这就好了，我从心底感到宽慰。丈夫没有看错人，没有枉冒杀身之祸助叶兵出走。叶兵肯定是夙愿得偿，干得很出色。首长说“曾经”确实是一段长长的岁月了。叶兵1943年逃脱日本特工的追捕，在众家弟兄的帮助下逃出了鬼门关。屈指数来，已经二十六度春秋。按照政府干部的等级划分，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老干部了，所以他才能平安地跨过历次运动的关卡。这么说，他是当权的“走资派”了，莫不是给归在了刘少奇的“黑线”名下，判为“修正主义分子”了？不对，他一进解放区就投身军界，或许跟军中的统帅们有什么扯不清的瓜葛？他已经遭到磨难了吧？我不禁为叶兵而忐忑不安了。
　　我闷头做针线。说不清是忧是喜是怕是烦。
　　首长猛地站直身子，雷霆万钧地甩出他的重武器。
　　“你丈夫是派王卓到解放区去卧底！”
　　我的情结还在叶兵、王卓，王卓、叶兵上团团缠绕，一时没悟出首长重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傻乎乎地随口问了
　　“卧底？卧什么底？”
　　“卧底，就是卧底，你心里明白，别装糊涂。”
　　首长身后那位护法神跨前了一步，只要他一伸手，便能轻易地逮小鸡一样地提我起来。院中响起一种金属相碰撞的铿锵之声，这声音我熟悉，是展开手铐的响动。我在教养所不止一次听到过。
　　我下意识地从桌子上抓起个什么东西攥紧，身子死死地靠向椅背。
　　我悟出了，他们是想把叶兵整个身败名裂，他们之所以揪着丈夫这条虚线不放，很可能是再也搜索不出更骇人的条目，尽管丈夫作为日本高级特工的烟雾已经随着大海的腥风散尽，但这并不能排除他已经把叶兵转移给另一个神秘的境外客了。境外客协同我，串连上叶兵，编结了一个跨国的特务网，这真是时下最具爆炸效应的头等大案。叶兵以身居要职的方便，装神弄鬼，党和军队的秘密便不翼而飞。反正虚指的是境外客，既涉及境外，便可以以“绝密”封锁，绝密可是无往而不胜的法宝。
　　叶兵既是卧底的特务，推而察之，介绍丈夫结识叶兵的刘廉更该是老牌的了。为叶兵开具路条的张岚峰的机要秘书可以从轻判为特嫌，接收了张明红包放叶兵出城的西直门哨卡的小班长是沾边特嫌。张明当然是在劫难逃。叶兵卧底也不可能一个人独耍，手下总要有一名甚至几名为他效力的伴当。
　　这就可以把叶兵的亲信也搜捞上来，做到一网打尽。
　　看起来，我背了十几年特嫌的“嫌”字，也该到了“正名”的时候了。他们要我承认，叶兵确为丈夫所派，两人谋划停当，今日差遣军中的叶兵，明日差遣机关中的李兵、王兵，后日再差遣国营企业中的张兵、钱兵。从泊定的反革命旗舰上，伺机而动。天哪！这真是对那一代热血青年的亵渎！叶兵被日本特工追踪得上天无门之时，才二十二岁；我醉心革命典籍，二十二岁；丈夫协助叶兵入地出走，二十六岁；那个少言寡语的刘廉，二十四岁；自愿护送叶兵出城，跟守卡的伪军称兄道弟的张明，二十三岁，通通是为理想搅昏了头的黄口孺子。
　　我的头嗡嗡地喧嚣起来，恰似一架重型轰炸机在头顶回旋。我双手护定双耳，额头沁出了冷汗，这当然逃不开首长的目光。
　　“说吧！说实话，你要明白，这是挽救王卓。”雷霆万钧的声调有所缓和。
　　“挽救”这个经常出现在红头文件中的词语，由于不同层次、不同场合的巧妙运用，很难界定它的真正含义。现时，“挽救”就是要我指定王卓是卧底特务，这是真正的诬陷，不但诬陷王卓，还要加上众家弟兄。无耻！无耻！耻辱感刺向我的神经，我一下子冷静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跟王卓没任何联系，你们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信不过你们军中的层层关卡？”
　　首长一愣，我立即接上：
　　“叶兵既要利用他和我丈夫的这层关系，他高官在位，即便为了堵我的嘴，也该救济一下我吧？我可是穷得吃了上顿愁下顿，就是讲讲朋友情分吧，也不应该看着我这未亡人挨饿吧！”
　　“什么未亡人，你丈夫究竟是死是逃，还没定论！”
　　“丈夫真的没死！请告诉我他的下落，他连累我的这笔反革命罪，我得好好跟他算算！”
　　“休想摸底！你丈夫的事，你们和王卓勾搭的事，我们早晚会亮出来，现在还不是时候。让你坦白，是给你立功的机会。立功可以受奖么！你跟我们合作，我们可以建议撤销开除公职的处分，建议你回原单位去工作。”
　　首长给了我一个多么慷慨的许诺。我合作，立即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更可以立即领到“皇粮”，告别这衣食难继的艰涩岁月。最使我动心的是：我就有资格唤回那跟我划清界限离家出走的儿子。这个儿子可不比寻常，是我仅仅因为对丈夫的无尽思念，作为惟一的精神依靠，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如若我恢复了国家干部的身份，他也就没有划清界限的依据了。那个撕肝揪肺日夜惦记着的儿子，小海子说他在中学生的大串连中，染上了流行性肝炎，若是真的，他就更需要母亲的呵护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眼眶中竟蓄满了泪水。当别人告诉我，叶兵怎样飞黄腾达，要我去找找他时，我只是想，既然都为革命工作，迟早总有机会碰头，我又跟他不很熟稔，何必急于见面呢。就这样，咫尺天涯竟没和叶兵续上革命情谊。现在分析起来，叶兵身居高位没有找我，定有难言之隐。他那不谙世俗的行事作风，能和工农干部不生龃龉吗？莫不是已经树敌累累了？正因为他有权在握，才闯过了历次运动的关卡，直到清理阶级队伍，才被清理出来的吧！
　　我平静下来，悄悄抹掉泪水，重新拈针理线。
　　你先坦白，你丈夫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是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的记者！”
　　“为虎作伥！你总该记得，那是共产党浴血奋战的抗战时期。”
　　“正因为他披了那张虎皮，才能为革命做一点工作，才能跟张岚峰搭上话，才能护送叶兵安全出走。”
　　“你这么说不脸红吗？你丈夫是日本法西斯的走狗，你是亲日派大资本家的千金小姐，王卓是大汉奸臧式毅的亲外孙，统统是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还大谈革命，配吗？”
　　“那就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通通投狱，通通枪决，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你不要破罐破摔，判处你反革命徒刑，有理有据。”
　　首长指了指我的横幅：“你还说跟王卓没有联系，这幅字就是明证：王卓的墙上也挂了这么一幅。你能说这是巧合吗？”
　　“这是中华民族先哲的话，是立人之本。”我反倒沉静下来了。
　　首长笑了，立起身，合上他那摊着的笔记本，缓缓地说：“正告你，我们可不是没把握而来。你要三思，尽快交出私货来，挽救后半生要紧。刚刚四十岁的人么，还是大展宏图的年月。不为自己，也该为你的儿女想想，难道就让他们背着黑五类的包袱，运动一来，就是整肃的对象吗？”
　　一阵有秩序的响动之后，他们撤了。我再没想到这个骇世惊俗的闹剧会如此匆匆收场。又是小兰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放心地向我说：“人走了，院里院外的人都走了，卡车开走了。”
　　我才感觉到，内衣裤冷黏黏地贴在身上，一缕红丝线被揉搓得褪了色。我吓坏了，赶紧拿过摊开的绣活仔细查看，若是把这件甚至高过我一年生活费的半成品污染，那我可是闯祸了，专政组只要按时下流行的说法，说是搞阶级报复，存心破坏生产，不用任何阵仗，就可以把我推向冤狱。
　　这是我一再庆幸的一项甜活，革命群众嫌难不做才让我捡了便宜。因为扣去外贸进出口公司发活儿的手续费，扣去制衣厂的工艺流程费，再扣去居委会的福利费，一件活我最少可以得到两元两角的手工费，十件活便是整整的二十二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半个月的玉米面不用愁了，还可以买上一百斤煤球，免得一到蒸窝头的时候，自己没火，还得去麻烦郑大嫂。余下的交上房费、电费，如果还能买上一斤鸡蛋留给儿子，那就更好了。人家都说：肝炎，就需要吃鸡蛋。

　　本文选自《梅娘散文：我是一只草萤》，梅娘／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

我是一只草萤 梅娘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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